【转】我主张慎言“苏派”

 


我主张慎言“苏派”


吴非


 


被邀请在这个会上发言,有些惶恐,因为对会议的主旨不甚明了,一个月来,几次外地同志打听“苏派教育”,我说不清;有些个人想法,可能会让大会失望,同行不见外,也就直言了。我讲两点。


 


一、江苏的语文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


江苏基础教育整体起步早,得地利之便,近百年来经济发展较快,与外部世界接触多,开放度一直很高;科举时代留下的应试传统,士大夫阶层的学术探究兴致,都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。即使一百年内乱外祸,士绅工商在乡土办教育的启蒙尝试从没停止; 即使有政治运动的折腾,仍然有精神战士在思想禁锢下勇敢地探求。


江苏百年教育史上,有过陶行知、叶圣陶、吴贻芳和吴天石那样的教育家在办学,他们的教育实绩,是江苏教育发展最宝贵的资源,也是中国教育史应当铭记的。吴贻芳和吴天石那种学养的教育厅长,现在没有了。


回顾百年江苏语文教育史,叶圣陶的贡献,毕业于无锡国专的教育家吴天石的贡献,青灯黄卷50年的顾黄初的贡献,斯霞老师一生的追求,等等,都盖棺论定。当然,也有令我们难堪的记录:前教育厅长吴天石写过一本薄薄的小书——《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》,影响甚大,也就是因为这本书,文革开始时,他和夫人被南京师大的师生活活打死。——教育厅长夫妇被师范学院师生打死,是江苏教育的耻辱。这一笔,我们也不能忘却。


自然也要提到当下。我想强调的,也是重要的,是江苏语文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,比如,江苏在全国率先建设了完整的语文教材体系,涌现出一批有个人研究方向的教师,各地也形成了不同层次有教学风格的学术群体。这在全国是有目共睹的。提到江苏教育,外地同行都很尊重,这也就促使我们思考和总结,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。


总结江苏语文教育的特征,本是学者或后人的事,提前到现在并由当事人来做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我们研究问题,不能不从百年语文教育的源流入手,研究和总结前辈人的教育教学。


研究江苏百年语文史,弄清发生过些什么,对叶圣陶等先贤所作的开创性工作,都要静下心来,一个一个地研究观察。无论如何,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,不能浮躁,急于事功而贻笑大方。


江苏很多老师在开拓学生思维,自主学习方面有许多现成的经验。这方面课例很多,我无法一一介绍。也有一些教师至今没能明确语文教育的本质,没能把握教学过程的目标,而只是“在一张考试卷上打滚”。科举史上,江苏是出了不少状元,但这决并不表明所谓“苏派”等同于应试。把学生教得比我们聪明,当然是值得追求的教育高度;然而如果学生接受了12年的教育之后,最终未见“聪明”,而是有朝一日的“醒悟”,那就坏了。他想到教师在六年中学教育中,一直忙碌的不过是提高学生应试能力,是为了个人教学的“业绩”,语文教给学生的仅仅是识字,那他心目中的教师地位可想而知。


学生的思维发展,必须有一个前提,即阅读积累达到一定量,才有可能谈到“感悟”。现今一线教师交流课堂教学状况,经常有种担忧,即学生语文阅读量严重不足,而我们现在最不能提的恰恰是这个阅读量。学生的语文素养是“教”出来的吗?我看未必。现今绝大多数语文素养好的人,都是因为读书多、勤于思考。优秀教师的作用,常常在于他有独立人格,善于启思导疑。


教材重要,比教材更重要的是教师的创造意识和智慧。在非常年代,聪明的教师拿一张报纸也能把语文课上起来。苏版语文教材使用过程中,我常看到一线教师的创造,他们懂得什么是“教材”,知道如何“二次开发”,以培育学生的学习兴趣,他们的课堂设计经常能体现思想者的智慧,他们重视在实践中去发现。江苏的中小学有许多“基层教师”在课改之前就开始了有价值的探索,他们的课堂上有“好的语文”,他们培养了学生对语文的热爱。如果没有他们的创造和发现,江苏的师资状态达不到现在这个水平。我认为正是他们,撑起了江苏教育的“牌子”。更为可贵的,是他们从不因默默无闻而放弃教育理想与教学追求,有些老师甚至连这样一个会也从没有机会参加,这是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。教师要自觉地读书学习,克服孤陋寡闻;江苏的老师读书较多,这是传统影响,也和江苏的开放意识和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。无论如何,长江三角洲的基础教育在大陆是领先的,而享有这样的优势,多历年所,并非是这二三十年的事。


 


二、对“苏派”的提法宜持谨慎态度


下面我谈谈对“苏派语文”的认识。我仍然没弄清母语教育的“流派”是怎么回事。——“苏派教育”,“苏派语文”,“苏派语文教学风格”,以及本次会议标明的“首届苏派语文教育论坛”,等等,我认为弄清这些名称可能还需要点时间。问了好几位同志,各自的认识也不尽相同。旧惑未解,又添新惑。


我思考多日,对于“苏派语文”,仍然没有想出什么头绪,倒是记起几件旧事。此前多年,有过“京派”、“海派”之说。1985年,北京有位名校的老师听了我的课,问:“王老师是京派还是海派啊?”我听了不大开心,凭什么我非得入某个“派”?但随口应的是:“年轻,无宗无派。”这位老教师又问了我们学校作文教学的情况,矜持地说:“我们至今仍然用毛笔写作文。”——这可能是一句很经典的“京派”腔调,因为他们标榜的“扎实严谨稳健”和“守正”,但是现在,还有哪个学校能坚持用毛笔写作文呢?至于“海派”,也没有把江苏当回事,总把江苏人当“阿乡”。但有些真正的教师根本没有这类宗派意识。我一直记得于漪老师2002年对我说的话,她说:“我还是看重你们的试验,从来不吹,做了那么多有有价值的尝试,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有分寸地介绍几句。”——我一直感谢她的表扬。她的话是有针对性的,具体观点我就不说了。最近看到有人总结海派,是“开放、灵动,鲜活,婉约”,也很可笑,上海人可不“婉约”。由此不能不说到“一方水土一方人”。人们很容易地由“苏派教育”联想到“菜系”。江苏人爱说维扬菜,维扬菜几百年,却仍然不是“家常菜”,因为很多人仅仅得温饱,还谈不上享受。唐振常先生认为重要的菜系都是地主阶层研发总结的,因为农业生产的特点,地主忙于经营的时间有限,这就有闲从事园林建设,研制美味菜肴。所以八大菜系,满汉全席,只能是这少数人的乐趣。快餐是工业现代化的产物,资本家的经营节奏过快,分秒必争,不可能有地主那样的悠闲和情趣。这些,也颇耐人寻味。我之所以想到这些,是看到大多数或绝大多数作为劳动力的教师的生存状态,“流派”,对他们来说,可能很遥远。当然,也不要夜郎自大地把“小吃一条街”说成“流派”。


已有同志认为“苏派语文”的特征是“清简,灵动,厚实,精致”,“重人文,讲规律,求质量”,这当然都是“好词好句”,只是在目前已经普及的高中教育中,尚未有明显的表现。教育究竟归属哪个领域?教育是不是科学?如果教育是科学,是有规律可循的,可能不宜有“流派”。如果是艺术,可以有流派。但普通教育,特别是作为“基础教育”的学科,可能没有“派”,也不应当有“派”。中国传统的意义上的学术“流派”往往有很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:地域观念的限制,信息的闭塞,乡土情结,家族血缘及师承,等等。现代信息社会,地球已经变小,流派的一些“形成因子”已经弱化了。


前面之所以谈到要对百年语文教育作出有价值的考察,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:叶圣陶一代先贤在开创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事业时,虽然处在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中,却并没有设想过“流派纷呈”的局面。当今之势,好像更没有产生流派的可能,主流社会强调“统一思想”,充其量只会允许技术层面上的不同风格。当今教育界,连教材的“一纲多本”还是“一纲一本” 这样的问题都不敢争论,——也不让你争论,“流派”从何谈起?如果“流派”不过是业内的一种探求,弄一弄无妨,毕竟它是一部分同志的兴趣所在;如果它目前只是地方教育官员的追求,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想建立的政绩,我认为要谨慎,建议尽可能多听听不同意见。作为“流派”,它必然应有些与众不同之处,方可立宗立派,比如“人无我有”,——至少是“人少我多”“人轻我重”或“人有我新”,但不可以把人所共有之物当作自己的“特色”。2005年,福建语文界亮出“闽派”大旗,主张是“求实、去蔽、创新、兼容”。我当时不太理解:除了福建,其他地方就没有“求实、去蔽、创新、兼容”?福建的同行特别看重这个“去蔽”,有专门的阐述。可是遮蔽在语文学科上的东西,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应当去掉。教育教学一般常识,不可能是“流派”的教学特点或学术特征。如果一名学生先后在江苏、浙江和福建读完小学、初中和高中,先后接受“苏派语文”、“浙派语文”和“闽派语文”后,他的听说读写能力会不会是畸形的?不会的。除了口音与饮食习惯,他和一直在江苏学习的同学没有什么不同,因为课程标准是统一的,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状态下,甚至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可能是简单如一的。如果他接受了“苏派体育”后又先后接受“豫派体育”和“鲁派体育”的教育,结果长成了个S形,那倒该是“流派”的功力了。


2008年,和顾黄初先生去福建参加陈日亮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,我的朋友,闽派健将王立根老师致词结束时意气奋发地大呼“今日东南风大作”,——我听了觉得他是专对了我喊的,因为几百人的会场上,外地中学语文教师,就我一个。我想,如果我们喊“苏派”,其他省区的同志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?此前全国的同行尊重我们江苏的教学,如果我们亮出“苏派”,这种胸襟可能就不够开阔,境界就不太高,格局也就变得狭小。即使江苏的老师作过一些有价值的探索,但我们教的毕竟是母语啊,“语文课程标准”全国也只有一个啊。如果都以行政区划来立“派”,万一出现一个省区一“派”(如“疆派语文,藏派语文,蒙派语文”),可能也会是令人担忧的事。


去年“纪念90周年”活动,有宗教界人士唱“我把党来比母亲”,教师粉墨登场,唱文革前后的“颂圣”歌曲,——我认为完全违背了改革开放精神,也违背了教育精神。课改与“唱红”,只能选择一样;如果你说能把两件事都做得很好,那不是骗子就是蠢货。


没有好的自由的学术环境,创新意识不可能出现。在一个连“普世价值”也不承认的国度,在一个连“百家争鸣”也要服从于“三个代表”与“科学发展观”的环境中,在用一个通知就能掀起“唱红”热潮的状态下,怎么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“流派”?强干弱枝,结果必然是“同质化”,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。同样,我想问的是:在应试教育盛行,而教育主管部门视而不见的状态下,拿什么去建设“苏派语文”?当然,在一个连“人民教育家”也要政府来作为“工程”来“培养”的时代,提出“苏派教育”、“苏派语文”也就不足为奇。——说句题外话,为了抑制各种浮躁作风对教育教学的干扰,我甚至觉得必须有釜底抽薪的决策,比如,应当考虑取消中小学职称系列,取消包括“特级教师”在内的各种荣誉称号评选,全部“归零”。这类体制副产品太多太滥,严重干扰教育的健康发展,也让教师无法静下心来研究教育教学。只有教育落后的国家才需要那样的东西去“促进”、“推动”和“调动积极性”。 我也担心,如果外地的老师学者询问:你们江苏是怎样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保持“苏派”的?你们江苏的高考是如何体现“苏派语文风格”的?该怎样回答呢?——如果研究“江苏应试教育特点”,可能更方便一些。比如,江苏高考方案“十年五改”,全国都有报道,那不是“灵动”,是“轻率”,是折腾。连高考指挥棒也没用好,很可惜。


关于“流派”必备的特征和条件,不得不说说“传统”和“师承”,“流派”总不能没有源头,然而这也是我长时间思考而不得其解的。1949年之前的中大附中,有过廖世承和罗家伦那


样的教育家主持校务,可是教育精神的香火为什么会断掉?1949年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一直没完没了,好不容易轮上改革开放,应试教育这个魔鬼又缠上来了,总之,没有太平这日。 根子早就埋下了。我编《师大附中文化读本》,选常任侠先生的《战云记事》,看了很伤感。抗战爆发,常先生率师生西迁,


可是他的日记中几次提到江苏籍教师行为的不堪,搞小圈子,喝酒打牌。——那几天,正是中国军队在淞沪血战的日子!现在呢,很多教师除了忙高考中考,仍然是喝酒打牌,“除了教学不会,其他什么都会”。这样一种精神状态,和同志们期望的“流派”距离太远了。


在一个需要教育启蒙,端正教育观念的时期,提“流派”可能为时尚早。我们要克服浮躁心理,静下心来做事。


温家宝总理最近讲话提到,“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有人民的觉醒,人民的支持”,意味深长。所以,我仍然坚持个人的观点:我们的民族教育迫切需要一个启蒙时期,江苏的教育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我们去做。


 

《【转】我主张慎言“苏派”》有2个想法

  1. 所谓“,京派”“海派”“苏派”“浙派”……所谓“本色语文”“生命语文”“青春语文”……一句话,所谓“流派”,并无多少实质区别,并无多少独特的东西,然而竖旗者出于功利心,牵强附会地将某一点无线吹大。于是,便有这派那派……都是人心浮躁所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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